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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3： 制氢技术是否已达到了新能源车规模应用的经济性要求？回应：从经济性来看，市场上铝的价格已经超过10元每公斤，按照9公斤铝制取一公斤氢气计算，则生产一公斤氢气的材料成本在63-90元，尚未考虑将块状铝制成铝粉的费用和能耗。因此，这种制氢路线并不符合节能和环保的要求。

量子信息科技所具有的革命性意义已不言而喻，世界各科技强国都投入巨资抢占制高点。但在上世纪90年代末，量子信息科技的实验研究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中国科大虽然起步较早、在某些方向领先，但几支团队规模都较小。“慢慢地我们发现要做出高质量原始创新，靠这种单一实验小组的模式不行。”潘建伟回忆。尤其是2011年量子科学实验卫星项目启动，这项原本属于基础研究的工作正式进入追求零失败的航天工程领域，愈发凸显出多学科交叉、各项关键技术集成的必要性。

因此，发挥余热的蔡澈对戴姆勒集团而言，仍然拥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支付高额的退休金，不仅是对蔡澈在格局上的依赖与需要，也是对蔡澈光环效应的再度认可。或许在外界看来，蔡澈只不过换了一份相对“轻松”的职位，但只有蔡澈自己知道，在奔驰未来漫长的发展道路上，他很难真正地卸下重任。

安进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Robert A． Bradway评论道：“与百济神州达成的战略合作能使安进在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扩大影响，进而服务更多的患者。我们选择了一家极具创新力的战略合作者，是基于他们在中国的商业运营与临床开发覆盖，且按照国际质量标准执行。癌症在中国是第一大死亡原因，随着中国人口日趋老龄化，必然会上升为一个更加紧迫的公共健康问题。我们期待与百济神州的合作能够为中国以及全世界数百万的癌症患者的生活带来有意义的改变。”

关于星地间量子纠缠分发的难度，王建宇曾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比喻：就像在太空中往地面的一个存钱罐里扔硬币。不仅如此，天空中的“投掷者”相对地面上的“存钱罐”还在高速运动。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中国科学家不仅要做世界第一颗量子卫星，还要做一颗有实实在在科学影响力的量子卫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两个团队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为了实验更出色，“激进”的科学家不断提出新的想法，而“保守”的工程师则希望减少改动，提高稳定性。

“那段时间，我和王建宇也经历了激烈的磨合。事实证明，干大事必须精诚合作。”潘建伟坦言。所幸，这是一颗深深打上中科院烙印的卫星。“科学家只要提出想法，我们就照着设计。大家都是科学院出身，骨子里追求卓越、渴望创新的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上海技物所研究员、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系统副总师舒嵘说，虽然课题组间也有自然形成的合作，但和卓越中心、创新研究院体制下的合作相比，性质完全不同。